“斩杀线”一词的爆火，让我们看到了美国这套制度运行的底层逻辑，但很遗憾，这样的逻辑并不掌握在民众手中，而是成为资本运作的特权。特别是在技术时代，对新科技的掌握和垄断，让这套逻辑变得更加锋利。
那么，“斩杀线”是不是一个回旋镖，中国有没有类似的问题？
在观察者网“2026答案秀·思想者春晚”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在题为《技术进步是否催生“政治终结”？》的演讲中提到，对于这个问题，我们不必急于辩驳或者否定，而是应该在审视我们的制度之后，给出客观的回答。中国在应对技术变革时，展现出了独特的适应能力，并且将最广泛群体纳入其中，人民是一个积极参与的角色。因此，与其担忧“斩杀线”是否会成为回旋镖，不如关注如何利用技术红利，推动制度的进一步完善。
范勇鹏：
最近“斩杀线”这个词带来了一场网络地震，中国网民一开始是调侃，后来慢慢变成了同情，因为那些被“斩杀”的人很多跟我们一样都是普通人，平凡，循规蹈矩，努力生活，没有犯下什么罪过。跟我们不一样的是，他们一脚踩空就万劫不复。同为人类，我们难免物伤其类。
也有很多人洗地说，美国社会拥有充分的保障体系，只是同时要求民众保持一种“自我运转的能力”，还要懂得运用这个规则。如果你被“斩杀”了，是因为你不会用这个制度。
且不说这是对美国福利制度的无知，其实更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，一个什么样的社会，才能让人们需要去靠“自主运转”的能力全力奔跑，才不会掉下悬崖？
我想起一本小说，的《审判》。小说中，主人公“K先生”莫名其妙地陷入一场审判，徒劳地摸索挣扎，却走不出腐败官僚构成的毫无理性的规则迷宫。最后，他像条狗一样被处死，到死也不知道究竟犯了什么罪。
今天看，大家是否觉得这个“K先生”像极了“斩杀线”上的美国人？
《审判》这本小说，德文名叫“Der Proceß”，恰恰就是程序的意思（process）。
西方人特别喜欢讲“法治”（rule of law），这个法治就是一种“程序至上”。普通美国人确实生活在一个法治程序之中，他们守法、交税、投票，但是他不懂这个程序的底层代码，一旦掉下去就不知道怎么回到程序里，除非你有足够的钱来买“程序员”（律师、会计师等）的服务。
卡夫卡的《审判》封面
最可怕的就是这种所谓的“程序正义”，就像卡夫卡描写的规则迷宫，让人陷在其中。
网上有很多人拿中国的情况与“斩杀线”做对比，如中国政府的精准扶贫、精准帮扶等，这些大家早已“习以为常”、“基操勿6”了。
这种“习以为常”里却藏着一个重要的事实，就是在中国生活更简单，不需要人人都具备“自我运转”的能力。很多网友也感慨，不知道自己被社会主义保护得有多好。
从政治学的角度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：美国包括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原则似乎很容易讲明白，自由、选举、法治等几个大词就差不多了，其宏观制度的运转也给人一种高度制度化的感觉，似乎一切都不需要人的过多干预。所以过去公知们经常讲：美国选头猪当总统都可以。
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传统相比起来却难懂很多。除了正式的制度，还要了解更多人的因素、政治原则、文化规范等。所以，公知们经常还说，“中国不够制度化”，甚至说西方是“法治”，中国更多是“人治”。
结果，这两种制度下的生活现实也很不一样。在美国，生活是极其复杂的，法令滋彰，程序繁琐，也就是说“自我运转”的门槛相当的高。相反，在中国生活比较容易，就像是一个用户友好型的交互界面，很多事情只需要轻轻地点一下，程序在后台就完成了。
那么究竟哪种制度更好？或者哪种制度更适合我们绝大多数的普通人？
这里涉及一个非常核心的政治学问题：什么是理想制度？
政治生活极其复杂，以目前晚期智人的智力和技术水平，还很难去充分把握，所以古今中外的哲人都希望找到某种理想的政治“自动机”，任其“自动运转”就可以。
西方古代哲人就探索了各种各样的理想政体：近代的自由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社会主义等等，都在追求某种社会“自动机”。
二战后，系统科学的新发展创造了一种新的可能性。苏联在1960年代提出了一个国家计算自动化系统，要用控制论把苏联改造成一个赛博国家。
智利的阿连德在70年代也提出了一个大数据社会主义的乌托邦，但是后来阿连德被美国支持的政变杀害了，他的同志们就销毁了这套程序，因为他们知道程序是一把利刃，社会主义用它能够实现自由，资本主义用它能够通向奴役，所以不能落入资产阶级的手中。
冷战结束之后，美国的福山提出了“历史终结论”，宣告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实现了终结政治的“自动机”理想。
但是，今天“斩杀线”的出现，又一次打破了这种虚幻的乐观。
其实，早在福山之前，科技资本的发展就已经开始挑战自由民主制度了。早在70年代，美国加州的科技企业圈子就兴起了一些新的思潮，例如“加州意识形态”，它反对大政府、国家干预、官僚机器，同时也反对大企业。
他们想象一种码农版本的小国寡民和电子民主，认为技术和媒体就可以创造出一个完美的市场、完美的世界。当初看起来是一小撮技术精英的社会“自动机”幻想，随着技术和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，在近几年化生出了两种新的倾向。
一种就是平台割据，科技和平台资本正在推动一种“新封建”或者“技术封建主义”。他们想要的是，架空国家权力，逃避市场竞争，把平台变成他们自己的庄园，然后向平台上的“云农奴”来收取地租。
另一种就是“加速主义”，就包括以马斯克为代表的一些科技平台资本，他们希望全面地接管和改造国家，反对西方启蒙思想，反对自由民主、官僚机器，希望由计算机工程师和科技企业的CEO，像治理公司一样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来管理国家。
无论是向往平台割据的“新封建主义”，还是希望“科技独裁”的“加速主义”，都解决不了美国社会的危机。
正像求是网关于“斩杀线”的文章所说，“斩杀线”所揭示的是一种冷酷的“资本优先”的逻辑。在这个逻辑下，无论这个制度、机器或者法治程序有多么精密，都不可能使美国人民免于荒唐而绝望的审判。
我们中国古人也曾经探求某种“自动化”的政治秩序。上古以来，中国人好不容易探索出一个大规模的政治秩序，所以先民认为这是实现天下之治的宝贵经验，须臾不可离。因而《周易》说：要“文明以止”。文明，要安顿于此，要知其所止，要止于至善。老子说：“无为而治”，孔子说：“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”。
那么，中国就没有“斩杀线”吗？不担心“回旋镖”吗？
对这些质问，没有必要去急于反驳，因为这真是个好问题。
任何社会、任何制度都不是天然“免疫”的，所以我们也从来不相信某种静态的制度就可以一蹴而就、长治久安。
在生产力、新技术和社会矛盾不断发展的背景下，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。这个治理的现代化，绝不是意味着某一套程序就可以包打一切。要实现这个目标，首先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
因而，正像网友们围绕“斩杀线”的对比中所看到的，广大的基层组织在时刻关注和服务着人民群众的需要。
无数的扶贫干部无私奉献，完成了全面脱贫攻坚，国企不计成本地把基础设施和服务送到社会的末梢，“菜篮子工程”默默地撑起无数家庭的餐桌，医疗和救灾体系守护着社会的安全底线……
但是这些还不够，因为以人民为中心，并不只是要服务人民，人民在中国政治中不是一个消极的对象，而是一个积极的主体。
中国的制度不应该是简单地提供一套程序，还要坚持让人民了解和掌握程序的“底层代码”。
有几个国家像中国这样，从义务教育阶段就引导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把国家和法律的阶级本质，把历史和经济的底层逻辑教给学生？
有人说，美国有“向下的自由”。“向下的自由”其实很容易。中国要做的是，让人拥有“免于向下的自由”，而且，还要让人有“向上的自由”。不仅有“向上的自由”，当遇到制度问题、系统性不公以及各种程序性“bug”时，还要有能够改变世界的认知能力和行动能力。
比如，对于今天中国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，我就非常乐观。这里正在催生新的大众文艺、大众批评、大众监督，甚至大众学术，让人民民主和自我革命拥有了一种新的形式和新的动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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